张文宏，博士，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经理，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系和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社会学部，分别获哲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社会问题、社会研究方法，代表作为《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在以经济、财富和资本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身份制逐渐式微，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社会流动率提高，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空间增加，说明40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了。

本次讲座主题为“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机制的变迁”，张教授分别从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及其流动模式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等几个争论问题引领大家思考。

首先，张教授提到，中国社会分层机制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经济和财富为核心的多元分层标准已经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对此，张教授解释道，收入及其财富、资本开始取代单一的政治标准，教育以及培训经历、从业经验、专业资格证书等人力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重要性上升，成为评价社会成员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职业成为判断社会成员相对分层位置的一个基本条件；以品味、生活方式为核心的的文化资本成为一个重要标准；以资源共享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的作用回归。张教授把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比了改革开放前后的一系列变化，证实了在改革开放后经济、资本、文化、教育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分层产生影响。因此，单一的政治标准完全主导社会分层的时代已经过去。

二是身份制的变迁，先赋身份指标开始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户籍身份的限制逐渐弱化，以单位级别和干部级别为基础的分层机制发生变化，“档案身份”已经突破。从20世纪50年代户籍制度实施以来，经过不断的探索与改革，加上社会的进步与变迁，后天的影响有力地对抗了先赋身份。

三是职业结构高层化和白领化。经济的高度发展与制度创新，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与之相应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绝对的职业岗位数量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低层职业的增速缓慢，中高层职业增速加快。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得40年来的职业结构趋向高层化和白领化。这种结构性变迁，为社会成员提供了社会流动的空间。在这种变化下可以发现工人阶层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成为新生的力量。张教授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显著变化。当然，农民工在成为新生力量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附加反应。一是农民阶层日益分化且高龄化。二是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力量。

四是新社会阶层与新社会群体开始出现， 成为中间阶层和中上层的新来源。

其次，张教授从以下五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1收入、资本或财富成为地域流动和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拉力；2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成为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3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7万人、录取率4.8%到1999年的159.7万、录取率为56%，再到2017年的700万、录取率为74.46%；身份社会逐渐向阶层社会过渡，户籍、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式微；社会资本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一种重要社会资源。张教授认为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特点是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社会流动空间不断扩大；社会流动渠道不断增加，新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并成为新中间阶层的主体；社会流动率不断提高，社会向上流动是主流。

综上所述，张教授回答了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几个争论问题。张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阶层并没有固化，社会流动依然活跃，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增加。界定中产阶级也分为多种方式，例如收入中产、教育中产、职业中产、主观中产、综合中产等等。我们要多样化看待中产阶级，目前来说并没有非常固定的确认方式，我们需要继续探索。而“获得感”是解释第4、5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大众根据不同的社会参照物，总体认为获得感提升，因而使得社会稳定。张教授认为，在理想形势下，中国社会分层结构未来发展的局势应该是橄榄型模式，这会使得社会更加稳定，也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

通过本次讲座，我们可以窥得中国社会分层之中的些许奥妙。中国是向前发展的，中国依然在不断地探索与改革，人民的获得感不断增强，社会分层逐渐向优发展，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社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等还有诸多方面需要我们的探索与思考。本次张文宏教授的讲座正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灵感。